三方面原因促成此轮中国经济的调整：国内宏观经济周期、外部冲击以及中国经济潜在增长力的变化。在当前较高通货膨胀的压力下，短期内的周期调整势在必行，情况可能会因为外部冲击加重，短期内中国经济减速在所难免。中国经济高增长所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都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新环境下资本和劳动投入至少不会像以前那样对中国经济高增长率形成如此有力的支持，资源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高也面临严峻挑战，资源利用效率问题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为了避免由于经济环境变化带来的增长趋势下滑，中国需要积极推进增长模式的转变。当前尤其突出的是推进国有行政垄断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和减少对贸易品部门的政策优惠，这些供给面的改善会提供广阔的资源利用效率进步空间，并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打下更牢固的基础。

　　伴随着信贷紧缩、股票价格大幅调整、房地产价格增速减缓和美国次贷危机等一系列冲击的影响，中国经济需求方在进入2008年以后已经出现明显减速。虽然短期内总需求明显下降会表现为存货增长而不是严重的产出增速下降，但2008年经济增长率还不会下降非常严重，全年有希望维持在9%～10%。到了2009年，随着存货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消失，情况可能更加严峻。世界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和研究机构纷纷调整了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世界银行将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从10.8%下调到9.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期2008年中国只有稍高于9%的经济增长；经济学家组织预期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9.6%，2009年增长会进一步下滑到9%；经合组织预期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10%，2009年增长会进一步下滑到9.5%。

　　需求下降同时中国的通胀压力不减，我们现在甚至很难断定随着需求的下降通货膨胀也会随之销声匿迹。未来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至少面临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也是最乐观的情况，即目前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过去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总需求扩张造成。随着货币紧缩和资产价格回落，总需求和通货膨胀都会下降，经济增长率不会因为总需求紧缩出现过度向下调整，中国经济增长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目前通胀还没有明显下降，主要是因为从紧的货币政策时滞以及CPI同比统计上的问题。这种判断下，中国经济面临的下滑完全是一次需求方主导的周期性调整。今后通过中性，或者是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中国经济将不会面临太长的经济下滑，货币当局也不会陷入滞胀之间的两难选择。

　　第二种可能，中国身处的国际经济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次贷危机之后的全球国际生产分工格局将出现调整，全球能源、原材料以及粮食等产品的相对价格将持续保持较高水平。这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可能意味着总需求和总供给双双受到负面冲击。

　　从需求方看，次贷危机通过金融市场调整反映了美国经济压缩消费的必要。尽管美联储采取诸多措施防止金融市场出现严重的危机，但货币当局能做的仅仅是避免短期内经济的过度调整，并不能阻止美国真实经济下滑和结构调整，美国放缓消费增长和削减贸易赤字/GDP比重势在必行。在美国经济减速的影响下，全球经济将放缓，中国经济的外部需求也将因此受到负面影响。

　　从供给方看，次贷危机之后的全球经济生产结构调整将对中国经济供给方带来影响，这是过去关注不够的地方。美国真实经济的调整，从需求方看是美国消费支出减速和贸易赤字下降；从供给方看是贸易品部门生产提高和非贸易品部门生产下降，贸易品相对非贸易品部门扩张。调整过程中，原先在美国属于低附加值、缺乏竞争力的贸易品产业因为美元贬值在国际、国内竞争力都有所提高，国际产业转移的速度将因此放缓。如果其中向中国的产业转移对于中国来说还都是高附加值、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那么源自美国生产结构的这种调整会降低中国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中国经济的总供给方将因为全球一体化进程的调整而受到负面冲击。

　　供给方还受到石油、铁矿石、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飞涨的负面冲击。上述大宗产品价格上涨有很多讨论。比如，石油价格上涨中有产品本身供求基本面的原因，有因为低真实利率造成的价格扭曲(Frankel，2006)，还有金融市场上的泡沫因素(Engel，2008)，究竟哪个因素主导至今没有明确结论。过去十多年全球经济基本面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全球化进程加速，东南亚、东欧、拉美等更多国家和地区更深入地融合到全球生产网络，由此带来制造业贸易品生产成本迅速下降，全球制造业贸易品对其他产品(农产品，能源和矿产品，以及不能参加国家贸易的绝大部分服务业产品)的相对价格也持续下降。这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基本趋势，随着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发展还会延续。考虑到中国在未来发展进程中对能源、原材料等商品还将有持续大量需求，而出口商品继续以纺织、机械制造和电子产品等制造业贸易品为主，中国经济将难免持续面临由此带来的贸易条件恶化，并通过进口价格上涨或其他方式表现出来。受上述输入成本提高的影响，企业面临利润空间压缩(被压缩的利润会反映到下游产业的各个环节，哪个环节竞争越激烈，向上游产业议价能力越弱，哪个环节利润就越容易受到挤压)，投资和生产增长速度减缓，总供给增速受到负面冲击。

　　综合以上各种因素，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将对中国经济的需求方和供给方构成负面冲击。如果国内经济结构没有做出适当的调整，无论是供给方冲击还是需求方冲击，中国经济要面临的将是既定通货膨胀水平上更低的潜在增长率。

　　第三种可能，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进入了拐点，主要问题不是出在需求方而是供给方。考虑经济中的既定总体价格水平下供给方潜在增长率变化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劳动者数量增长率，二是资本积累增长率，三是资源利用效率增长率，我们分别从上述三个角度分析中国经济增长供给方的潜力。
 

　　第一，关注劳动者数量增长率。图2中可以明确看到中国劳动者数量在总人口的比重在2005～2010年之间开始经历拐点，从延续了过去几十年的上升趋势转变为下降趋势。从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上看，1990～2005年期间工作年龄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54%，2005～2010年期间为0.31%，2010～2015年期间为0.04%o单纯从劳动者数量变化情况看，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向下调整的需要，尽管我们还不能明确对经济增长潜力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第二，关注资本积累增长率。从会计等式的角度看，国内的新增资本(I)是国内真实储蓄(S)与对外贸易余额(NX)之差(I=S-NX)。在理解这个等式关系的时候，习惯的做法是把储蓄率看作既定的，并以中国的高储蓄率为由判断未来新增资本的潜力。过去十多年，中国的储蓄率不仅保持在非常高的水平，而且还有上升趋势，以此判断似乎不需要从纯粹的资本积累角度关心它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但是，当观察日本(1960～1980)、韩国(1975～1995)、中国台湾(1970～1990)等和中国大陆同样经历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下降和经济快速增长阶段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经济体的储蓄在GDP中的比重低于中国10～20个百分点，中国过去十多年一直在60%左右，其他经济体一般都在不超过40%～50%。

　　中国保持如此高的储蓄率还有其他方面的重要原因。中国的故事，不仅是有了高储蓄才有高投资；被忽视的事实是由政策扭曲带来的高投资、高出口，和被迫形成的高储蓄。一旦高投资和高出口不能持续，高储蓄会发生逆转，资本增长潜力也将面临拐点。

　　我们通过两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考虑中国采取了低估汇率、对FDI采取税收和用地等各种政策优惠，以及忽视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政策组合。从供给方看，这种政策组合下的出口和进口替代生产(制造业)受到激励，相关的投资同样受到激励，净出口和投资都将保持在高位。从需求方看，这种政策组合降低了消费者真实收入水平，造成了供给方与国内需求方的不匹配，恶化了收入分配，增加了未来的不确定性(忽视对劳动者权益保护)。于是，我们看到了这种政策组合的综合效果是在给定的资源约束下，通过牺牲消费(高储蓄)实现高的净出口和高投资。或者说，我们的高消费并不是居民部门跨时期优化的结果，而是受到政策扭曲影响的被迫高储蓄。再考虑一个例子。政府采取了土地非市场化交易、房地产市场化交易的政策组合，与之对应的是土地和房地产交易都市场化交易的政策组合。我们比较这两种组合对于投资和消费的不同影响。为了简化分析，假定两种政策组合下的房地产价格相同，第一种政策组合下，房地产价格中土地费用比重低，利润比重高，土地开发商会有更强的动机增加投资；第二种政策组合下，房地产价格中土地费用较高，利润比重较低，房地产投资弱于第一种政策组合。从消费角度看，第一种政策组合下房地产收入中的较大比重分配给了高收入阶层的房地产开发商和行政垄断阶层，他们具有较低的边际消费倾向；第二种政策组合把房地产收入中的较大比重分配给了低收入的农民阶层，他们具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两种情况相比较，第一种政策组合下对应的是高投资、低消费(高储蓄)；第二种政策组合对应的是较低的投资和较高的消费。

　　中国已经提出了发展战略转型，并开始在汇率价格、劳动者保护、出口退税、FDI优惠政策等方面做出调整。这些已经发生的调整和进一步的政策变化对于贸易品部门投资和出口是减法，对于消费是加法，政策扭曲的逐步纠正扭曲的资本积累潜力也是做减法。短期内，在贸易余额有很大下降余地的前提下，国内资本积累更多取决于国内需求方，并不必然下降(可能会伴随需求下降带来存货提高)。但是中期内(3～5年)或者更长时期内，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投资和消费的不匹配结构会得到逐步扭转，消费在GDP中占比增加，储蓄占比下降，新增资本潜力也会较以前有所下降。

　　第三，关注资源利用效率增长率。给定资本和劳动增长率以及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在总产出中的份额，未来资源利用效率增长速度下降会带来总供给潜在增长速度的下降。让我们用一个例子说明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将一个经济体视为一家工厂，工厂内部设置两个部门，一个部门包括研发、人力资源培训、财务、营销、食品与生活后勤保障、交通、通讯、物流、医疗等众多服务型机构部门，另一个部门是纯粹的生产型部门。给定总的劳动和资本增长率，资源利用效率增长率提高一方面取决于将这些资源如何合理分配到两个部门；一方面取决于每个部门如何提高给定资源的利用效率。

　　首先考虑两个部门之间的资源分配效率。中国过去十多年发展的一个典型事实是通过价格扭曲、政策优惠等一系列出口导向型的传统东亚发展战略把资源更多集中在生产部门，并经历了生产部门产出的爆发性增长。对于初级阶段的经济增长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产出的爆发性增长意味着蛋糕突然做大了，可用于在两部门之间分配的资本数量增加了。从两部门资源配置效率角度看，面临的问题是应该将做大的蛋糕在两部门重新配置，还是应该将做大的蛋糕继续留在生产部门。需要比较两个部门之间的资本边际产出效率，以此确定是否需要在两部门之间重新配置资源。

　　中国正处在亟须在两部门之间重新配置资源的阶段。无论按照什么标准计算，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在GDP中占据的比例都很特别，制造业突出的大，服务业突出的小，制造业产品无法被国内消化，只能转化成出口，造成净出口在GDP中的比重异常的高。从资源配置角度看，把新增资源继续留在生产部门，增加的产能没有办法在工厂内消化，只能借助国外市场，而生产部门产出当中超出国内消化能力的多余产出增长速度大大超出了国外需求增长速度，这意味着产出真实价格下降(贸易条件恶化)，生产部门资本边际产出正处于下降通道。与此同时，生产部门产出的增长虽然没有让整个工厂分享到相应的真实的福利改进(部门产出用于国外)，但是生产部门向国外输出的产能换回了外汇，并因此提高了国家整体的财富水平(央行收取外汇并增加货币发行，进而带来居民存款的提高)，这会提高对服务型部门的产品需求，意味着服务型部门资本边际收益率正处于上升通道。如果没有汇率低估、能源和土地价格扭曲、税收政策优惠等众多政策扭曲的保护，生产部门的资本边际产出早已出现较目前严重得多的下降，下降的原因是上述政策扭曲把应该流入服务型部门的资源引入了生产部门，严重破坏了工厂内部两部门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对整体资源利用效率的增长速度是负面贡献。当然这也意味着如果上述政策扭曲能够得到纠正，中国资源配置效率还有很大提升潜力。

　　接下来考虑给定资源下的资源利用效率变化。中国过去主要在生产部门推进了包括对民营经济放松管制、国有企业改革、取消价格管制、吸引FDI、减少贸易壁垒等一系列激励机制改革；但服务型部门改革滞后，尤其是在铁路、医疗卫生、教育、电信、能源等以一系列服务型部门市场化改革滞后，每个受到严格管制的部门之上面都有相应部委和各级行政单位分支，保持严格的价格管制和市场准入管制。上述不完善的市场化改革路径下，经历了放松管制的生产部门对资源利用效率快速提高，并成为在中国资源利用效率提升最主要的推动力量：继续保持行政垄断管制的相关部门资源利用效率进步缓慢，甚至出现倒退，国内关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研究也支持这一点。(涂正革、肖耿，2006)

　　令人担心的问题不仅是未经市场化改革的服务型部门资源利用效率没有得到提升，还有，由于这些服务型部门的发展滞后，阻碍到生产型部门资源效率提升的潜力。比如，垄断经营不仅使铁路部门自身资源利用效率和安全系数低下，而且铁路运力的不发达抬高了生产部门原料运输和商品运输成本，生产部门可能会因此放弃与低运输成本相对应的更有效的生产经营模式。准垄断经营的电信部门不仅缺乏进一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激励机制，而且其糟糕的服务和高额的通讯费用阻碍了企业信息化建设和网络销售计划。类似例子举不胜举。生产型部门资源利用效率捉高并非无根之水，它需要研发、人力资源培训、金融服务、营销服务、物流等众多服务型部门的支持。缺乏了这些支持，生产部门可能会因为诸如建立加工工厂带来一次性资源利用效率提升，但是缺乏了服务型部门的支持，加工工厂始终是加工工厂，高附加值环节进入受阻，后续的资源利用效率增长率面临瓶颈。

　　综合以上劳动、资本积累和资源利用效率增长率三方面的考虑，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正处于十字路口。从劳动和资本积累角度看，较前一阶段会有轻微程度的向下调整。但是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高速增长时期的经验看，目前中国劳动和资本增长率都还不会对潜在的高增长率构成挑战。关键的问题在于资源利用效率，既包括服务业与制造业两大部门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也包括两个部门各自内部的资源利用效率。由于一系列价格管制所造成的扭曲和服务业众多关键部门的行政垄断管制，中国产业间资源配置效率和垄断产业内的资源利用效率增长率面临严峻挑战。如果对汇率、能源和土地等资源价格扭曲及时纠正并伴以对FDI优惠政策的及时调整，积极推进国有行政垄断部门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资源利用效率还有丰富增长空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仍能够继续在较长时期内保持在较高水平。

　　以上，我们提出了中国宏观经济未来走势的三种可能性。现实的情况是三种可能性背后的因素均在发挥作用，还需要考虑未来政策调整的不确定性。在当前较高通货膨胀的压力下，短期内的周期调整势在必行，情况可能会因为外部冲击加重，短期内中国经济减速在所难免。

　　中国经济高增长所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都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新环境下资本和劳动投入至少不会像以前那样对中国经济高增长率形成如此有力的支持，资源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高也面临严峻挑战，资源利用效率问题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为了避免由于经济环境变化带来的增长趋势下滑，中国需要积极推进增长模式的转变。当前尤其突出的是推进国有行政垄断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和减少对贸易品部门的政策优惠，这些供给面的改善会提供广阔的资源利用效率进步空间，并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打下更牢固的基础。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张斌